Animoca Brands致力于数字产权的发展，部分原因也在于这家企业最初的商业经历。作为智能手机游戏开发商中的先驱，该公司的前身在 2010 年代初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初期成功。该公司开发的游戏在当时的确非常成功，以至于在一个节日季包揽了主要应用商店排名的前二十位。也许是察觉到可能存在操纵行为，应用商店随即将这些游戏从其平台下架。

这段经历是痛苦而难忘的。Animoca一夜之间从一家全球领先的手机游戏开发商沦为了失去唯一销售渠道的公司。尽管收入降至零，但萧逸仍需要负责150名员工的薪酬。公司当时通过寻找其他销售渠道（尽管规模远不如前）、以广告销售替代游戏内购买来产生收入以及将一些应用程序卖给竞争对手等多种方式力求生存。

Robby回顾自己在该公司去平台化仅四周后加入公司的经历时说：“在技术领域取得成功的部分关键原因在于面对变化时的适应能力。技术、平台和业务中的各项内容都在不断变化。无论你所从事的是什么工作，你必须接受它会在几年内发生变化甚至彻底过时。而后你就会去做别的事情。”

这种不断适应变化的精神不仅挽救了公司，也推动其取得了随后的蓬勃发展。Animoca Brands于2014年从Animoca分拆出来，一定程度上从手机游戏转向专注于区块链游戏。区块链游戏使玩家能够在游戏中购买和定制物品，例如像素化的赛车或武器，然后可以与其他玩家进行交易、出租或带到其他游戏中使用。通常以加密货币进行付款。

除了独立开发游戏之外，Animoca Brands通过对其他380家公司进行战略投资，广泛涉足于区块链游戏和其他区块链应用中。萧逸表示：“仅凭我们一家公司无法实现真正的数字产权，如果我们想要去这样做，那会是不切实际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进行如此多投资的部分原因。”

该公司涉猎众多热门游戏，包括《沙盒》（The Sandbox）（让玩家体验类似上帝视角，购买虚拟土地并建造自己的微型宇宙）以及《疯狂国王》（Crazy Kings）（建造类塔防及玩家对抗）。在游戏中，用户购买和定制的物品采用了非同质化代币（NFT）的形式，实质属于数字产权证书性质。许多游戏都有自己的加密货币，这些加密货币也是由Animoca创建的。

游戏是一个大得惊人的产业，在外行人看来尤其如此。萧逸表示：“全球大约有32亿人在线玩游戏。该行业每年的价值超过1,800亿美元。这比电影和音乐行业的总和还要大。不仅如此，它每年仍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在我们看来，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加上数字产权，我们认为游戏产业可以发展成每年1万亿美元的产业。”

当然，数字产权的重要性远远不止在游戏中的应用。Animoca Brands和许多其他公司的愿景是让整个互联网在区块链上运行，使个人拥有自己的数字身份和内容，并能够获得由此可能产生的经济回报。其中，教育是Animoca认为具有巨大潜力的领域之一。

“教育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萧逸说，“教师在我们社会中所做的工作非常有价值。但是，随着我对教师行业的进一步探索，我越来越明显地意识到，相对于他们的巨大贡献而言，他们获得的经济回报较少。我还认识到教师是世界上最大的内容创造者之一。很多内容只是短暂存在的，但是通过区块链，我们可以改变这种情况。教师所创造的内容可以是永久性的，从而形成资本，其所有权可以记录和跟踪。”

在这样的见解推动下，Animoca Brands收购了全球最大的移动教育市场TinyTap。TinyTap为大约860万个家庭提供服务，让家长可以为孩子订阅课程和其他内容，而教师和其他创作者则可以获得版税。“我们已经看到NFT艺术家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他们的创作变现。TinyTap已经向教师们支付了数百万美元的版税。”萧逸说道，“目前，他们通常的年收入可能是数百或数千美元，少数人收入数万美元。但我们相信潜力是巨大的。”

尽管一个具有个人财产权的开放元宇宙的愿景非常吸引人，但这并不是对未来互联网的唯一构想。那些在现有格局中取得巨大成功的科技巨头正投资数十亿美元来塑造未来，寻求将自己的平台与元宇宙的概念紧密联系起来。

“每家公司都对‘元宇宙’心生向往，其中很多公司希望将元宇宙打造为他们自己的领地，从而掌控其中的一切。”萧逸谈到，“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个游乐场，一个可以去玩几天的有意思的地方，但不会想要在其中度过人生的后续时光。如果没有真正的所有权，你就无法涉身其中。我们认为这种构想相对于开放式元宇宙而言是一种‘反乌托邦’的想法，因为开放的元宇宙将由使用它的人共同拥有，而不是由庞大的组织所垄断控制。”

“专制的君主很少会自愿放弃他们的权力，”萧逸笑着说道，“显然，现在的主导者会希望尽可能长久地保持他们的权力结构。但纵观历史，我们看到，那些从封建模式转向开放、民主资本主义模式的社会享受到了巨大的好处。当今拥有最完善产权制度的国家也是最繁荣的国家之一。”

即使一个繁荣和开放的元宇宙的愿景得以实现，也有可能同时存在其他国家/地区的变体形式。就像今天的互联网包含了封闭的区域一样，元宇宙也可能存在类似的情况。“我认为我们将看到明天的网络世界会效仿今天我们所见的一些元素，某些国家/地区将拥有自己的区块链，并在自身周围筑起巨大的防火墙。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但这是可以做到的。”Robby说。

“对于科技巨头来说，我们认为他们将被迫加入开放的元宇宙，因为开放元宇宙的经济效益和好处远远超过封闭的系统。”他继续说道，“对于目前的主导者来说，开放的元宇宙或许在一开始可能会令他们不安。但就像竞争对手在快餐店的街对面开业一样，最终会带来更多的人流量，为所有人带来更多的生意。我们相信，开放的平台和在不同地点间转移数字财产的便利性将增加整个元宇宙的总体活动。”

争取数字产权的相关进展仍在初期阶段。目前，全球数十亿互联网用户中的许多人仍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在思考未来时，萧逸回想起了之前革命时代的思想。“乔治·华盛顿曾说过，自由和财产权是密不可分的，两者缺一不可。”他说道，“我们希望有一个开放的元宇宙，因为我们相信这对社会的净效益将是巨大的。”

“我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萧逸说，“我的父母来自中国台湾和香港，但在1960年代前往维也纳学习音乐。在那个时候，奥地利几乎没有亚洲人，所以他们应该很容易就相识了！尽管我们在家里吃中餐，但我的成长环境明显并非中国式。虽然我的父母彼此用中文交流，但他们却和我说德语，这是我的母语。”

“我是独生子，我很小的时候父母就分开了，”萧逸说，“作为一名职业音乐家，我的母亲在东柏林居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当时那里奉行共产主义。我经常要长途跋涉去那里探望她。因此，我不仅是一个独生子，而且大部分时间都非常孤独。我对计算机产生了兴趣。虽然我在音乐方面并不擅长，但我在我的Atari电脑上编写了一个用于作曲的软件程序。我将它上传到一个原生互联网服务网站上，供他人免费使用。这引起了Atari的注意，他们给了我一份工作，但他们并不知道我只有13岁。但当他们得知我的年龄后，他们仍然让我为他们工作。”

“在为Atari工作期间，由于他们说我需要接受正规的计算机科学教育，于是我去美国学习。突然间，公司宣布倒闭，我和其他程序员同事们失去了工作。我们中的六个人（我只和其中的一个见过面）在加利福尼亚州成立了一家公司，为所有遇到困难的Atari用户提供服务。那就是我创业生涯的开始。最终，我们卖掉了公司，但我从来没有弄清楚公司到底卖了多少钱，尽管我基本上算是创始股东之一。这是一个创业早期的教训，让我了解到确保财产权得到确权的重要性！”

“我从未在亚洲生活过，但在1990年代初被派往日本工作，”萧逸说道，“从那时起，我开始爱上日本的一切。随后，我搬到了香港，在那里成立了Cybercity（后来改名为Freenation），这是该地区最早的网页和电子邮件提供商之一。我经常参加与其他初创企业家的周会，在会上我们讨论业务并相互交流。有一天，我向大家介绍了我的业务，这就是我和Robby的第一次见面。”

“我是一个乐观的人，我相信会有更光明的未来，”萧逸说，“我对教育充满热情。开放的元宇宙以及数字产权的一个好处是，它将促进普惠金融，让孩子们从小就通过游戏学习经济学和贸易。我坚信世界应该更加开放，全球联系应该更加紧密。我还认为我们肩负着全球责任以及对于家庭和社区的责任。我觉得告诉每个人他们需要拥有自己的数字产权是我的责任。”

“我出生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Robby Yung说，“我四岁前在那里生活，然后我们搬到了美国，我在那里接受了教育。在学校里，我学习了编程语言BASIC，并做出了基于基础美术和文本的冒险游戏。后来，我在芝加哥大学主修公共政策。我的学位是跨学科的，这让我学习了一些可能本不会选的课程，比如统计学，而后来证明这些课程对我来说非常有用。它帮助我更深入地思考世界。”

“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美国电信公司工作，帮助他们进入中国市场，”Robby说道，“那是1990年代中期互联网发展初期，我萌生了收购中国南方一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想法。我说服了从事中文寻呼机业务的父亲借给我一些钱。后来发现，这是一项糟糕的生意，因为我们要与我们的主要宽带供应商竞争！但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经历。我们将其转型为一个网站开发企业。后来我和几个朋友在香港创办了一家杂志公司，其中一部分在证券交易所上市。”

“近几十年来，世界变得更加开放，”Robby说，“世界贸易不断增长，扩大了商品供应，并吸引了数十亿新的消费者进入市场。这是现实世界中共享网络效应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希望看到数字世界带来更多的共享和开放。作为混血儿，我一直以多元文化的视角来看待生活，在我看来，这是作为世界公民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