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会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倡导大众关注这一迫切需要重视但却往往被忽视的问题。但Mabel也发现，地方性的组织最有能力帮助女孩们避免成为童妻，但这些组织往往被全球慈善行动所忽视。“我们都知道，要改变女孩及其家庭的境遇，需要在社群层面有真正的改观。然而，大多数致力于为女孩提供服务的社区组织无法获得足够的资金，捐助者往往不知道如何找到他们进行资助。” 

Mabel勇往直前开始探索如何将慈善服务与当地主导的改善工作进行对接。有天，Mabel在网上搜索即将大婚的朋友的相关登记信息时突然受到了启发。这对新人除了常规的新婚随礼建议之外，还建议宾客们向其所青睐的慈善机构捐款。“这个时候我突然灵光乍现”，Mabel兴奋地表示。“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动员全球婚庆行业会怎么样？”

Mabel于2018年的“国际女童日”推出了“女孩誓言”(VOW for Girls)活动倡议，其灵感就源于此。这一全球倡议（简称“VOW”）旨在以一种简单而深刻的方式提高重要的意识并募集资金。“全世界每年花在婚礼上的费用大约有4000亿美元。所以，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们能捐出其中一小部分，就能为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女孩们的生活带来巨大影响。”

为此，VOW与珠宝商和婚纱设计师等婚庆相关各方建立了合作关系，创造了一系列有利于推动VOW倡议的产品和体验。订婚夫妇和那些庆祝周年纪念日或其他重要时刻的人们，可以要求亲友用捐赠来代替礼物，也可以要求在赠送礼物的同时也进行捐赠，或者自己将全部所得捐赠给VOW，以向客人们表示敬意。

“参与此项活动的夫妇真的是越来越多”，Mabel观察后表示。“我们看到这种趋势很快流行起来，因为人们不仅仅希望获得一个完美的婚礼，这也是新娘和新郎过去一直渴望的。现在他们同时想要一个具有意义的婚礼，帮助VOW以非常具体的方式实现帮助，带来更多的意义。到目前为止，已有8000多对夫妇提供了帮助。我们期待不久之后会出现首个名人参与的VOW婚礼。”

近期，该组织建立了一个名为“VOW Pro”的全球婚礼专业人士网络。“在美国，一场婚礼通常会有十多名专业人士参与，包括策划师、蛋糕师、摄影师、场地经营者、演艺人员等”，Mabel表示。“他们非常适合作为这项事业的代言人，并帮助筹集资金。”VOW Pro已在全球29个国家拥有会员，他们借出自己的平台和业务，向客户宣传VOW的使命。

所有从VOW倡议中筹集的资金都直接用于终结童婚的具体项目。“一些慷慨的慈善家为我们支付了运营成本，因而我们能有幸将筹集的资金全部落实到位”，Mabel表示。“这意味着我们可以在需要帮助的地区发挥最大的影响。”

目前，VOW在三大洲六个国家提供帮助：刚果民主共和国、多米尼加共和国、印度、尼泊尔、尼日尔和乌干达。在每个国家，VOW全部是通过与当地的合作伙伴开展工作。这反映了“非殖民化援助”的理念：新兴国家的社区有权以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做出改变，而不是将西方资本的解决方案强加于人。

“我们用当地人自己的语言向他们征集建议，询问他们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Mabel解释道。“有时候，我们还会做一些后续工作，以提高父母和社区对童婚危害的认识。在其他方面，我们还帮助女孩实现自己的权利，并确保她们具有婚姻的选择权，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教育或工作等。我们还支持宣传工作，以确保法律得到执行。”

迄今为止，VOW支持了一个由177名受赠人组成的网络，他们的工作直接影响了超过25万名女孩。绝大多数赠款都流向了由女性引导的项目，其中许多人自己本身就已逃脱或避免了童婚。在乌干达设有针对年轻女孩的校外项目，而在印度则设有一所由女性开办的寄宿制学校，旨在通过表演、辩论和体育等课外活动为学生建立信心。

虽然有很多工作尚待开展，但VOW致力于持续帮助终止童婚。Mabel对此有着明确的构想：“我总是询问我遇到的女童和少女们，她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未来怎样。答案几乎总是相同的。她们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应有的教育，想让自己的女儿自由选择婚姻。我相信，如果我们能让这一代女孩摆脱童婚，我们将会迎来转折点，童婚的乱象终将成为过去。

“VOW实际上是一个初创组织，创业是一项艰苦的工作”，Mabel承认。“我们需要人们所乐于给予的一切支持。对于那些为有意义的结婚随礼而绞尽脑汁的人们，以及那些负责婚礼组织策划又或者是准备纪念结婚周年的人们，VOW都给出了答案。VOW为那些即将由衷说出“我愿意”的新人们创造美妙契机，同时也让世界其他地方的女孩们有权利说出她们的那一句“我不愿意”。

我在荷兰出生长大。我来自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过着普通的荷兰人生活。在我很小的时候，我就意识到很多我认为稀松平常的东西在世界其他地方其实是不同寻常的，例如教育、医疗保健、良好的基础设施等。我的父亲经常出差到拉丁美洲，回来时他会讲述在那里所看到的贫困现象。我开始明白，如果我碰巧出生在别处，我的生活可能会大不相同。

当我只有九岁的时候，我的父亲意外去世。失去他让我体会到生命是多么的脆弱和珍贵。我母亲非常积极地参与我们的社区活动，从事各种各样的非营利工作。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我从小就决定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对我而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为正义以及和平而奋斗。我坚信，一个人的命运并不由其出身来决定；我们都应该有平等的机会。

中学毕业后，我决定在大学学习经济学和政治学。在学习期间，我在海外做过各种实习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找到将来可能从事的职业，也是为了体验不同的文化。我在墨西哥、西班牙和马来西亚的多家跨国公司和银行都有过美妙的经历。这也让我意识到，在这些领域工作虽然有趣，但并不适合我。

后来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实习。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波斯尼亚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我对流血事件和所看到的迟缓的国际社会反应感到震惊。来自欧洲各地的人物发表了鼓舞人心的讲话，但他们仅代表个人而不是大家的观点。然而，在美国，有一群杰出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一起努力说服克林顿政府做出干预，并阻止种族灭绝。我认为我们应该在欧洲有一个类似的倡议，这就是一切的开始。

由于我当时才25岁，我知道我只能通过与他人合作才能成功。我被介绍给Sadruddin Aga Khan王子，他曾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他是一个非常有原则和受人尊敬的人。他后来成为了欧洲巴尔干和平行动理事会主席，该理事会是由我共同创立和领导的倡导团体。我们召集了25位有影响力的欧洲人，他们鼓励各自的政府为促进和平做出更多努力。当时，我还帮助创建了荷兰战争儿童组织，这也是国际事务的一项内容，旨在为受武装冲突破坏的儿童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在波斯尼亚阶段性取得和平之后，我加入了George Soros创立的慈善组织开放社会基金会。我曾在巴尔干半岛与他们合作过许多项目，包括努力在波斯尼亚重新推动英语、德语和法语教学。他们希望我继续加大对事业支持的力度，并请我在布鲁塞尔设立他们在西欧的办事处。在我任职期间，我做了大量有趣的工作，涉及到普及教育、艾滋病毒/艾滋病、提高自然资源工作透明度、独立媒体以及土耳其可能加入欧盟等问题。然后我搬到了伦敦，在那里我成为了开放社会基金会的国际宣传主任，帮助协调我们所有的宣传活动，以试图需求政策转向。

元老会这个概念本身就很吸引我。Nelson Mandela通过召集其他独立的全球领导人共同为和平与人权而努力，因而成立了这个组织。我申请成为他们的第一任首席执行官，并获得了这份工作。他们中有些人彼此很了解，但其他人则完全陌生。这有点像和全明星运动队一起工作。你可以想象，让11个优秀的人组成一个团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他们还有很多值得要关注的事业。

如今，我通过各种角色继续开展我的活动家工作。有时可能是较为正式的角色，例如董事会成员或董事会主席。另一些时候，我会通过一些非正式的方式对变革举措或其他活动家予以支持，例如广泛征集意见、提出战略性建议或是介绍有益的人脉等等。当我看到做出改变的机会时，我发现我无法不为所动或者拒绝这样的机会。 

我坚信，如果你想要发生改变，就必须联合所有力量共同行动。每个人都可以独当一面，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单打独斗。因此，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将不同的个人、组织、战略理念和捐助资金聚集在一起，以追求特定的目标。我称之为“神奇联盟”，它可以实现人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必总是冲在最前面发挥领导作用。变革的驱动者通常在幕后工作，默默付出而让别人成为焦点。 

我的职业生涯一直活跃了近三十年，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我想其共同点就是当我看到不公正时，会迫切地采取行动，帮助推动变革。无论我做什么，我都努力以结果为导向。我的愿景是希望我有一天停下所有的工作选择退休时，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应有的样子：和平、公正、平等，以及所有人机会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