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老會起到了重要的宣傳作用，倡導大眾關注這一迫切需要重視但卻往往被忽視的問題。但Mabel也發現，地方性的組織最有能力幫助女孩們避免成為童妻，但這些組織往往被全球慈善行動所忽視。「我們都知道，要改變女孩及其家庭的境遇，需要在社群層面有真正的改觀。然而，大多數致力於為女孩提供服務的社區組織無法獲得足夠的資金，捐助者往往不知道如何找到他們進行資助。」 

Mabel勇往直前開始探索如何將慈善服務與當地主導的改善工作進行對接。有天，Mabel在網上搜索即將大婚的朋友的相關登記信息時突然受到了啟發。這對新人除了常規的新婚隨禮建議之外，還建議賓客們向其所青睞的慈善機構捐款。Mabel興奮地表示：「這個時候我突然靈光乍現。」「我對自己說：如果我們能動員全球婚慶行業會怎麼樣？」

Mabel於2018年的「國際女童日」推出了「女孩誓言」(VOW for Girls)活動倡議，其靈感就源於此。這一全球倡議（簡稱「VOW」）旨在以一種簡單而深刻的方式提高重要的意識並募集資金。「全世界每年花在婚禮上的費用大約有4,000億美元。所以，我對自己說，如果我們能捐出其中一小部分，就能為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女孩們的生活帶來巨大影響。」

為此，VOW與珠寶商和婚紗設計師等婚慶相關各方建立了合作關係，創造了一系列有利於推動VOW倡議的產品和體驗。訂婚夫婦和那些慶祝週年紀念日或其他重要時刻的人們，可以要求親友用捐贈來代替禮物，也可以要求在贈送禮物的同時也進行捐贈，或者自己將全部所得捐贈給VOW，以向客人們表示敬意。

Mabel觀察後表示：「參與此項活動的夫婦真的是越來越多。」「我們看到這種趨勢很快流行起來，因為人們不僅僅希望獲得一個完美的婚禮，這也是新娘和新郎過去一直渴望的。現在他們同時想要一個具有意義的婚禮，幫助VOW以非常具體的方式實現幫助，帶來更多的意義。到目前為止，已有8000多對夫婦提供了幫助。我們期待不久之後會出現首個名人參與的VOW婚禮。」

近期，該組織建立了一個名為「VOW Pro」的全球婚禮專業人士網絡。Mabel表示：「在美國，一場婚禮通常會有十多名專業人士參與，包括策劃師、蛋糕師、攝影師、場地經營者、演藝人員等。」「他們非常適合作為這項事業的代言人，並幫助籌集資金。」VOW Pro已在全球29個國家擁有會員，他們藉出自己的平台和業務，向客戶宣傳VOW的使命。

所有從VOW倡議中籌集的資金都直接用於終結童婚的具體項目。Mabel表示：「一些慷慨的慈善家為我們支付了營運成本，因而我們能有幸將籌集的資金全部落實到位。」「這意味著我們可以在需要幫助的地區發揮最大的影響。」

目前，VOW在三大洲六個國家提供幫助：剛果民主共和國、多米尼加共和國、印度、尼泊爾、尼日爾和烏干達。在每個國家，VOW全部是通過與當地的合作夥伴開展工作。這反映了「非殖民化援助」的理念：新興國家的社區有權以他們認為最好的方式做出改變，而不是將西方資本的解決方案強加於人。

Mabel解釋道：「我們用當地人自己的語言向他們徵集建議，詢問他們將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有時候，我們還會做一些後續工作，以提高父母和社區對童婚危害的認識。在其他方面，我們還幫助女孩實現自己的權利，並確保她們具有婚姻的選擇權，除此之外還可以選擇教育或工作等。我們還支持宣傳工作，以確保法律得到執行。」

迄今為止，VOW支持了一個由177名受贈人組成的網絡，他們的工作直接影響了超過25萬名女孩。絕大多數捐贈款項都流向了由女性引導的項目，其中許多人自己本身就已逃脫或避免了童婚。在烏干達設有針對年輕女孩的校外項目，而在印度則設有一所由女性開辦的寄宿制學校，旨在通過表演、辯論和體育等課外活動為學生建立信心。

雖然有很多工作尚待開展，但VOW致力於持續幫助終止童婚。Mabel對此有著明確的構想：「我總是詢問我遇到的女童和少女們，她們希望自己的孩子未來怎樣。答案幾乎總是相同的。她們想讓自己的孩子接受應有的教育，想讓自己的女兒自由選擇婚姻。我相信，如果我們能讓這一代女孩擺脫童婚，我們將會迎來轉折點，童婚的亂象終將成為過去。」

Mabel承認：「VOW實際上是一個初創組織，創業是一項艱苦的工作。」「我們需要人們所樂於給予的一切支持。對於那些為有意義的結婚隨禮而絞盡腦汁的人們，以及那些負責婚禮組織策劃又或者是準備紀念結婚週年的人們，VOW都給出了答案。VOW為那些即將由衷說出「我願意」的新人們創造美妙契機，同時也讓世界其他地方的女孩們有權利說出她們的那一句「我不願意」。

我在荷蘭出生長大。我來自一個普通的中產階級家庭，過著普通的荷蘭人生活。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就意識到很多我認為稀鬆平常的東西在世界其他地方其實是不同尋常的，例如教育、醫療保健、良好的基礎設施等。我的父親經常出差到拉丁美洲，回來時他會講述在那裡所看到的貧困現象。我開始明白，如果我碰巧出生在別處，我的生活可能會大不相同。

當我只有九歲的時候，我的父親意外去世。失去他讓我體會到生命是多麼的脆弱和珍貴。我母親非常積極地參與我們的社區活動，從事各種各樣的非牟利工作。在這樣的環境影響下，我從小就決定要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對我而言，有意義的事情就是為正義以及和平而奮鬥。我堅信，一個人的命運並不由其出身來決定；我們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

中學畢業後，我決定在大學學習經濟學和政治科學。在學習期間，我在海外做過各種實習工作，不僅僅是為了找到將來可能從事的職業，也是為了體驗不同的文化。我在墨西哥、西班牙和馬來西亞的多家跨國公司和銀行都有過美妙的經歷。這也讓我意識到，在這些領域工作雖然有趣，但並不適合我。

後來我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實習。那是20世紀90年代初，波斯尼亞戰爭正如火如荼地進行。我對流血事件和所看到的遲緩的國際社會反應感到震驚。來自歐洲各地的人物發表了鼓舞人心的講話，但他們僅代表個人而不是大家的觀點。然而，在美國，有一群傑出的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一起努力說服克林頓政府做出干預，並阻止種族滅絕。我認為我們應該在歐洲有一個類似的倡議，這就是一切的開始。

由於我當時才25歲，我知道我只能通過與他人合作才能成功。我被介紹給Sadruddin Aga Khan王子，他曾是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他是一個非常有原則和受人尊敬的人。他後來成為了歐洲巴爾幹和平行動理事會主席，該理事會是由我共同創立和領導的倡導團體。我們召集了25位有影響力的歐洲人，他們鼓勵各自的政府為促進和平做出更多努力。當時，我還幫助創建了荷蘭戰爭兒童組織，這也是國際事務的一項內容，旨在為受武裝衝突破壞的兒童創造更美好的未來。

在波斯尼亞階段性取得和平之後，我加入了George Soros創立的慈善組織開放社會基金會。我曾在巴爾幹半島與他們合作過許多項目，包括努力在波斯尼亞重新推動英語、德語和法語教學。他們希望我繼續加大對事業支持的力度，並請我在布魯塞爾設立他們在西歐的辦事處。在我任職期間，我做了大量有趣的工作，涉及到普及教育、愛滋病毒/愛滋病、提高自然資源工作透明度、獨立媒體以及土耳其可能加入歐盟等問題。然後我搬到了倫敦，在那裡我成為了開放社會基金會的國際宣傳主任，幫助協調我們所有的宣傳活動，以試圖需求政策轉向。

元老會這個概念本身就很吸引我。Nelson Mandela通過召集其他獨立的全球領導人共同為和平與人權而努力，因而成立了這個組織。我申請成為他們的第一任首席執行官，並獲得了這份工作。他們中有些人彼此很了解，但其他人則完全陌生。這有點像和全明星運動隊一起工作。你可以想像，讓11個優秀的人組成一個團隊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他們還有很多值得要關注的事業。

如今，我通過各種角色繼續開展我的活動家工作。有時可能是較為正式的職務，例如董事會成員或董事會主席。另一些時候，我會通過一些非正式的方式對變革舉措或其他活動家予以支持，例如廣泛徵集意見、提出戰略性建議或是介紹有益的人脈等等。當我看到做出改變的機會時，我發現我無法不為所動或者拒絕這樣的機會。 

我堅信，如果你想要發生改變，就必須聯合所有力量共同行動。每個人都可以獨當一面，但沒有一個人可以單打獨鬥。因此，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一直充當著中間人的角色，將不同的個人、組織、戰略理念和捐助資金聚集在一起，以追求特定的目標。我稱之為「神奇聯盟」，它可以實現人們認為不可能的事情。你不必總是衝在最前面發揮領導作用。變革的驅動者通常在幕後工作，默默付出而讓別人成為焦點。 

我的職業生涯一直活躍了近三十年，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我想其共同點就是當我看到不公正時，會迫切地採取行動，幫助推動變革。無論我做什麼，我都努力以結果為導向。我的願景是希望我有一天停下所有的工作選擇退休時，能夠看到這個世界應有的樣子：和平、公正、平等，以及所有人機會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