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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对她的影响最大。事实上，除了围绕着她的那片葱郁的仙境，还能有什么呢？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祖父母庄园里那片郁郁葱葱的咖啡园里的景色和香味就让Titi Escalante沉浸不已。远处，威武的火山向热带天空喷出朦胧的烟羽。
她回忆说：“我是一个有梦想、有创意的孩子。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我的未来要与色彩、艺术和快乐为伴。”
后来，Titi开始尝试表演艺术。芭蕾舞让她着迷，各种形式的现代舞也令她醉心。然而，在刻板的萨尔瓦多社会眼中，舞蹈并不是淑女该从事的职业。甚至连表演都多少有些忌讳。Titi会在偷偷上完戏剧课后急匆匆赶回家，通常要在军队的宵禁开始前赶回来。
她的父母认为——更确切地说是希望——她对艺术的热情只是阶段性的。她的父亲希望她能追随自己的脚步，进入他创办的蒸蒸日上的保险公司。但是，绘画和素描让她感到快乐。她笔下的马蹄莲、玫瑰和向日葵同样令看到的人着迷。
我感受到了艺术的语言。这是一种非常主观的语言，只有一部分人能够理解，即便如此，这部分人对这种语言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对我来说，艺术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
她的作品散发着宁静与和谐的光芒，而她的日常生活环境却动荡不安。上世纪70年代末，萨尔瓦多处于血腥内战的前夜。和其他许多人一样，Titi的父亲也被游击队劫走了。五周后，他的父亲在支付赎金后重获自由，随即便和她的母亲搬到纽约，逐渐从创伤中恢复过来。Titi跟着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她也是在那里师从名门的。
Motoi Oi那时已年过七旬，是当时在世的古代水墨画泰斗。14世纪，禅宗僧侣将“黑墨画”引入日本，这种艺术形式看起来或许很简单，其实要求非常高。在白色背景上，艺术家用一系列深浅不一的黑色笔触，试图立即捕捉到所画物体的精髓，而无需润色。
“他对我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Titi说，“师父教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然，探究绘画的灵魂。他对我说：‘抛开杂念，用画笔表现出内心的想法。’我画了一百多幅画，他会劝我只留下十幅，其他全都扔掉。‘专注于纯粹’。”
师父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徒弟的心里。1987年，在纽约举办的第五届国际水墨画画展上，Titi一举荣获一等奖。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成群结队的鸟儿、婀娜多姿的花朵和充满魔力的森林都从她的内心世界纷纷涌现出来，在她灵巧的画笔下跃然于纸上。
“简单才是水墨画的难点所在，”Titi说，“一段时间没动笔，就必须重新蓄积力量，就像没状态的运动员一样。”
虽然成为舞蹈家的梦想没有实现，但她迷恋舞蹈的优雅和美丽，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还有什么比雕塑更能彰显优雅和动感的呢？她的第一次尝试是用粘土制作一只公鸡，但她对这件作品很不满意。
“我觉得那个公鸡真是太糟糕了，”Titi回忆说，“我曾想效仿伟大的Fernando Botero，用他的夸张风格来设计公鸡，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幸运的是，有人认为它比我认为的要好得多，我就立即把它送人了。”
Titi并没有气馁，又开始了新的尝试。从她内心深处诞生的青蛙才是她更喜欢的。她乐于塑造纤细修长的脚趾。不过，她的创作灵感并非源自萨尔瓦多的奇异树蛙或黄蟾蜍，而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半蛙半人的“Vatrichocentaur”成为了Titi的标志。她先做泥塑，后来又做起了青铜铸造。
这位艺术家陷入沉思：“为什么是青蛙呢？老实说，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我喜欢它们的动作吧。那为什么要用女性的身体呢？因为那就是我的灵魂所附着的身体，是我最熟悉的身体。”
在萨尔瓦多艺术博物馆(MARTE)的院子里，矗立着一座宏伟的青铜雕像“La Volcaneña”。光着膀子的青蛙女人用一双十指修长的手，优雅地维持着头上装满鲜花的大篮子的平衡，飘逸的长发披在肩上。
“萨尔瓦多被称为‘火山之国’，”Titi解释说，“La Volcaneña是向生活在火山上或火山附近的妇女致敬，她们提着篮子到城里卖水果和鲜花。在萨尔瓦多，妇女通常既要工作，又要操持家务，还要监督子女的教育。因此，La Volcaneña是力量之柱，因为我们女性是强大的。”
Titi的vatrichocentaurs同样是在赞美女性，只是背景更为随意。她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Homage to Matisse》系列中有两幅重要作品：《Odalisca》和《La Danza》，重新诠释了法国艺术家Matisse八十年前的标志性画作，充满激情，又富有神话色彩。
这与分娩有些相似：一旦完成了一件作品，创作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尽管创作成果丰硕，但她的创作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与分娩有些相似：一旦完成了一件作品，创作就暂时告一段落了。”Titi承认说，“我没办法立即重新开始，因为我的内心仍然受到强烈的影响，如果继续的话我只会创作出类似的作品。我必须缓一缓。灵感当然也会有干涸的时候，但要学会坦然接受。”
多年来，Titi在MARTE举办的展览总能让参观者大饱眼福，这位艺术家还在努力为萨尔瓦多培养新一代艺术家。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她为三百名儿童举办了一个名为“我们梦想的世界”的工作坊，其中许多儿童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他们在她鼓励的目光下绘画，然后在音乐中冥想。
能够这样与年轻人一起工作，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让他们能够挥洒创意，表达自我，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感到非常高兴。最后，我们向天空放飞了数百个白色气球。真是太美了。”
在最近的展览中，Titi又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El Árbol de Mincho（《明乔的树》）是以她已故祖父Benjamín Sol Millet家中的一棵橡胶树为原型创作的油画系列，共有七幅画。她人生中的很多美好记忆都和这棵树有关，最近的记忆是，她每个星期天训练完德国牧羊犬后，最喜欢在这里休息。
“一位朋友建议我把这棵树画出来，结果最后我画了七次，”Titi微笑着说，“这是致敬我的祖父，也是致敬生命的轮回，一场历经四季的感官之旅。我喜欢表达精神价值。”
Titi Escalante与David Escobar Galindo：我们的人生
“我出生在萨尔瓦多，人生的前几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Titi说，“从某些方面说，我想我是非常顽皮的，经常搞恶作剧。13岁时，我被送到英国的一所寄宿学校，名为圣心修道院。我一直喜欢画画。我还记得我给教我的修女们画漫画时那种开心的感觉，虽然画得不太好！”
“我是一个地道的萨尔瓦多人，”David说，“生于斯，长于斯，以后也必将在此落叶归根。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乡村度过的，那里的野生动物、天空和四季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的家庭环境并不传统，我从小就很自由。这种独立性塑造了我的个性，使我具有很强的纪律感、责任感和平衡感。”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一些优秀的诗人，”他继续说道，“Claudia Lars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是我祖母的朋友。我认识她时，我的文学意识才刚刚开始形成。她是一位颇具感召力的人物，一位坚强的女性，在很多方面都很强硬，但也有非凡的敏感性。毫无疑问，她对我的诗歌生涯产生了影响。”
“我在墨西哥国家艺术中心(CENAR)学习绘画，”Titi说，“我跟着启蒙老师学习，他们的教学侧重于教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如何画画。随后，我去了纽约，在那里学习雕塑和造型。我在那里的国家设计学院学习了几年。”
“我曾就读于马塞利诺-加西亚弗拉门戈学院，之后在圣萨尔瓦多自治大学攻读法学和社会科学，并获得博士学位。”David说，“我后来担任过萨尔瓦多国家图书馆馆长和萨尔瓦多语言学院院长。”
“虽然我知道David这个人，但我们从未见过面，”Titi回忆说，“他比我年长，我认为他非常严肃。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因为他的一本新诗集《Devocionario》，我为这本诗集绘制了插图。那本书以及他对自然世界的描写给了我很大启发。”
“Titi就这样和我走到了一起，既自然又深刻，”David说，“我们的先人是十九世纪初的远亲。当我们最终相遇时，一切都才刚刚开始。这不是一种肤浅的恋爱，而是一种发展到极致的奇妙感觉。对的人就是那个能触及你灵魂深处的人。只有当你和她生活在一起时，你才会明白这一点。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所能拥有和向往的最美好的东西。这是最棒的礼物，用这个词来描述是最准确的。”
“David和我都非常尊重彼此的工作和创作独立性，”Titi说，“我不会问他在写什么，他也不会问我在画什么。同样，我们也不会批评对方的作品。2013年，我们在MARTE举办了一次名为《艺术家与诗人》的联合展览。一位才华横溢的策展人精心挑选了他的诗作和我的作品，两者相得益彰。”
“我一直是个追求精神世界的人，”Titi继续说道，“自28岁起，我就多次独自前往印度，我喜欢那里。我与那里的人民、文化和精神融为一体。在那里，经常有人问我是否来自旁遮普。在希腊和土耳其，我也会被误认为是当地人。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这让我更有家的感觉。”
“我现在的理想是继续表达自己对周围世界的看法，”David说，“我仍然是一名活跃的新闻评论员，每周撰写专栏。我还在创作新诗集《En el baúl de los anhelos》，目前进展顺利。诗集完成后，我将开始另一部诗集的创作工作。迄今为止，我已经出版了七十多本书，希望外界不要怪我懒惰！”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很高兴萨尔瓦多能够引起全球的关注，”他说，“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我相信我们都应该如此，因为所有国家都是美好的。”他说，“但是，虽然我对自己身为萨尔瓦多人的身份深感认同，但我同样也是世界公民，甚至是宇宙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