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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对她的影响最大。事实上,除了围绕着她的那片葱郁的仙境,还能有什么呢?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祖父母庄园里那片郁郁葱葱的咖啡园里的景色和香味就让Titi Escalante沉浸不已。远处,威武的火山向热带天空喷出朦胧的烟羽。
她回忆说:“我是一个有梦想、有创意的孩子。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我的未来要与色彩、艺术和快乐为伴。”
后来,Titi开始尝试表演艺术。芭蕾舞让她着迷,各种形式的现代舞也令她醉心。然而,在刻板的萨尔瓦多社会眼中,舞蹈并不是淑女该从事的职业。甚至连表演都多少有些忌讳。Titi会在偷偷上完戏剧课后急匆匆赶回家,通常要在军队的宵禁开始前赶回来。
她的父母认为——更确切地说是希望——她对艺术的热情只是阶段性的。她的父亲希望她能追随自己的脚步,进入他创办的蒸蒸日上的保险公司。但是,绘画和素描让她感到快乐。她笔下的马蹄莲、玫瑰和向日葵同样令看到的人着迷。
我感受到了艺术的语言。这是一种非常主观的语言,只有一部分人能够理解,即便如此,这部分人对这种语言的理解也不尽相同。但对我来说,艺术已经成为我的生活方式。
她的作品散发着宁静与和谐的光芒,而她的日常生活环境却动荡不安。上世纪70年代末,萨尔瓦多处于血腥内战的前夜。和其他许多人一样,Titi的父亲也被游击队劫走了。五周后,他的父亲在支付赎金后重获自由,随即便和她的母亲搬到纽约,逐渐从创伤中恢复过来。Titi跟着他们生活了一段时间。她也是在那里师从名门的。
Motoi Oi那时已年过七旬,是当时在世的古代水墨画泰斗。14世纪,禅宗僧侣将“黑墨画”引入日本,这种艺术形式看起来或许很简单,其实要求非常高。在白色背景上,艺术家用一系列深浅不一的黑色笔触,试图立即捕捉到所画物体的精髓,而无需润色。
“他对我的成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Titi说,“师父教我以不同的方式看待自然,探究绘画的灵魂。他对我说:‘抛开杂念,用画笔表现出内心的想法。’我画了一百多幅画,他会劝我只留下十幅,其他全都扔掉。‘专注于纯粹’。”
师父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徒弟的心里。1987年,在纽约举办的第五届国际水墨画画展上,Titi一举荣获一等奖。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成群结队的鸟儿、婀娜多姿的花朵和充满魔力的森林都从她的内心世界纷纷涌现出来,在她灵巧的画笔下跃然于纸上。
“简单才是水墨画的难点所在,”Titi说,“一段时间没动笔,就必须重新蓄积力量,就像没状态的运动员一样。”
虽然成为舞蹈家的梦想没有实现,但她迷恋舞蹈的优雅和美丽,这一点永远不会改变。还有什么比雕塑更能彰显优雅和动感的呢?她的第一次尝试是用粘土制作一只公鸡,但她对这件作品很不满意。
“我觉得那个公鸡真是太糟糕了,”Titi回忆说,“我曾想效仿伟大的Fernando Botero,用他的夸张风格来设计公鸡,但结果却令人失望。幸运的是,有人认为它比我认为的要好得多,我就立即把它送人了。”
Titi并没有气馁,又开始了新的尝试。从她内心深处诞生的青蛙才是她更喜欢的。她乐于塑造纤细修长的脚趾。不过,她的创作灵感并非源自萨尔瓦多的奇异树蛙或黄蟾蜍,而是来自另一个世界。半蛙半人的“Vatrichocentaur”成为了Titi的标志。她先做泥塑,后来又做起了青铜铸造。
这位艺术家陷入沉思:“为什么是青蛙呢?老实说,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我喜欢它们的动作吧。那为什么要用女性的身体呢?因为那就是我的灵魂所附着的身体,是我最熟悉的身体。”
在萨尔瓦多艺术博物馆(MARTE)的院子里,矗立着一座宏伟的青铜雕像“La Volcaneña”。光着膀子的青蛙女人用一双十指修长的手,优雅地维持着头上装满鲜花的大篮子的平衡,飘逸的长发披在肩上。
“萨尔瓦多被称为‘火山之国’,”Titi解释说,“La Volcaneña是向生活在火山上或火山附近的妇女致敬,她们提着篮子到城里卖水果和鲜花。在萨尔瓦多,妇女通常既要工作,又要操持家务,还要监督子女的教育。因此,La Volcaneña是力量之柱,因为我们女性是强大的。”
Titi的vatrichocentaurs同样是在赞美女性,只是背景更为随意。她上世纪90年代创作的《Homage to Matisse》系列中有两幅重要作品:《Odalisca》和《La Danza》,重新诠释了法国艺术家Matisse八十年前的标志性画作,充满激情,又富有神话色彩。
这与分娩有些相似:一旦完成了一件作品,创作就暂时告一段落了。
尽管创作成果丰硕,但她的创作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这与分娩有些相似:一旦完成了一件作品,创作就暂时告一段落了。”Titi承认说,“我没办法立即重新开始,因为我的内心仍然受到强烈的影响,如果继续的话我只会创作出类似的作品。我必须缓一缓。灵感当然也会有干涸的时候,但要学会坦然接受。”
多年来,Titi在MARTE举办的展览总能让参观者大饱眼福,这位艺术家还在努力为萨尔瓦多培养新一代艺术家。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她为三百名儿童举办了一个名为“我们梦想的世界”的工作坊,其中许多儿童来自偏远的农村地区,他们在她鼓励的目光下绘画,然后在音乐中冥想。
能够这样与年轻人一起工作,这种感觉真是太棒了。
“让他们能够挥洒创意,表达自我,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感到非常高兴。最后,我们向天空放飞了数百个白色气球。真是太美了。”
在最近的展览中,Titi又回到了一切开始的地方。El Árbol de Mincho(《明乔的树》)是以她已故祖父Benjamín Sol Millet家中的一棵橡胶树为原型创作的油画系列,共有七幅画。她人生中的很多美好记忆都和这棵树有关,最近的记忆是,她每个星期天训练完德国牧羊犬后,最喜欢在这里休息。
“一位朋友建议我把这棵树画出来,结果最后我画了七次,”Titi微笑着说,“这是致敬我的祖父,也是致敬生命的轮回,一场历经四季的感官之旅。我喜欢表达精神价值。”
“我出生在萨尔瓦多,人生的前几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Titi说,“从某些方面说,我想我是非常顽皮的,经常搞恶作剧。13岁时,我被送到英国的一所寄宿学校,名为圣心修道院。我一直喜欢画画。我还记得我给教我的修女们画漫画时那种开心的感觉,虽然画得不太好!”
“我是一个地道的萨尔瓦多人,”David说,“生于斯,长于斯,以后也必将在此落叶归根。我的童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乡村度过的,那里的野生动物、天空和四季都深深地吸引着我。我的家庭环境并不传统,我从小就很自由。这种独立性塑造了我的个性,使我具有很强的纪律感、责任感和平衡感。”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有幸结识了一些优秀的诗人,”他继续说道,“Claudia Lars早在二十世纪初就是我祖母的朋友。我认识她时,我的文学意识才刚刚开始形成。她是一位颇具感召力的人物,一位坚强的女性,在很多方面都很强硬,但也有非凡的敏感性。毫无疑问,她对我的诗歌生涯产生了影响。”
“我在墨西哥国家艺术中心(CENAR)学习绘画,”Titi说,“我跟着启蒙老师学习,他们的教学侧重于教我如何看待这个世界,而不是如何画画。随后,我去了纽约,在那里学习雕塑和造型。我在那里的国家设计学院学习了几年。”
“我曾就读于马塞利诺-加西亚弗拉门戈学院,之后在圣萨尔瓦多自治大学攻读法学和社会科学,并获得博士学位。”David说,“我后来担任过萨尔瓦多国家图书馆馆长和萨尔瓦多语言学院院长。”
“虽然我知道David这个人,但我们从未见过面,”Titi回忆说,“他比我年长,我认为他非常严肃。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因为他的一本新诗集《Devocionario》,我为这本诗集绘制了插图。那本书以及他对自然世界的描写给了我很大启发。”
“Titi就这样和我走到了一起,既自然又深刻,”David说,“我们的先人是十九世纪初的远亲。当我们最终相遇时,一切都才刚刚开始。这不是一种肤浅的恋爱,而是一种发展到极致的奇妙感觉。对的人就是那个能触及你灵魂深处的人。只有当你和她生活在一起时,你才会明白这一点。这是一个人一生中所能拥有和向往的最美好的东西。这是最棒的礼物,用这个词来描述是最准确的。”
“David和我都非常尊重彼此的工作和创作独立性,”Titi说,“我不会问他在写什么,他也不会问我在画什么。同样,我们也不会批评对方的作品。2013年,我们在MARTE举办了一次名为《艺术家与诗人》的联合展览。一位才华横溢的策展人精心挑选了他的诗作和我的作品,两者相得益彰。”
“我一直是个追求精神世界的人,”Titi继续说道,“自28岁起,我就多次独自前往印度,我喜欢那里。我与那里的人民、文化和精神融为一体。在那里,经常有人问我是否来自旁遮普。在希腊和土耳其,我也会被误认为是当地人。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这让我更有家的感觉。”
“我现在的理想是继续表达自己对周围世界的看法,”David说,“我仍然是一名活跃的新闻评论员,每周撰写专栏。我还在创作新诗集《En el baúl de los anhelos》,目前进展顺利。诗集完成后,我将开始另一部诗集的创作工作。迄今为止,我已经出版了七十多本书,希望外界不要怪我懒惰!”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我很高兴萨尔瓦多能够引起全球的关注,”他说,“我为我的祖国感到骄傲,我相信我们都应该如此,因为所有国家都是美好的。”他说,“但是,虽然我对自己身为萨尔瓦多人的身份深感认同,但我同样也是世界公民,甚至是宇宙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