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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k Kotecha觉得有点沮丧。身为一名学术成绩优异的青年科学家,他曾在一家龙头制药公司从事药物研究工作,事业发展顺风顺水,令人艳羡。但在大型企业环境中浸淫的时间越久,他就越是怀疑,不清楚这份工作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我那时有很多令人兴奋的想法,”Nik回忆说,“我想开发全新的药物化学和分子测试方法,但又觉得我的想法很难得到重视。大公司等级分明,制度森严。我感觉我的发展方向不对。”
于是,Nik决定利用业余时间自己创业。他和妻子Moni发现,发展中国家缺医少药,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药。如果他们把英国生产的药出口到部分新兴经济体会怎么样?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身在亚非两大洲的朋友,对方认为这个主意前景广阔。
“为什么这些地方没有高质量的药品,这个问题始终让我感到困惑,”Nik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监管标准不太严格,市面上假药横行。”
“让我感到不安的是,世界上许多弱势人群服用了那些本该用来治病救人的药后,病情却加重了。”他继续说道,“我们知道,英国的标准、商业实践和监管在确保高质量方面有口皆碑。我们确信,出口市场对特许产品是有需求的。”
Nik和Moni开始行动。他们将新公司命名为Morningside Pharmaceuticals,还把家里的车库改造成了公司最初的总部。地上铺好地毯,墙壁刷成米黄色,安装了一条电话线,还配了一台传真机。
为了寻找潜在客户,Nik和Moni打电话给世界各地英联邦国家的英国大使馆,并请使馆工作人员将当地药品进口商的详细信息传真给他们。起初的反响很热烈。很快,Morningside Pharmaceuticals就忙着将从英国采购的药品发给世界各地的客户。
“我们当时没想太多,”Nik承认说,“只是觉得我们想出了一种商业模式,可以让我们生活得好一点,偶尔还能出去吃顿晚餐。同时也满足了我想‘做生意’的冲动。我的父亲在乌干达是一位成功的进出口商人,我继承了他在生意上的精明,我对此感到自豪。”
尽管他们发现的小众市场前景广阔,却也面临着很多障碍。国际贸易向来不好做,在那个年代更是难上加难,他们这样的小型初创企业则更不必说。国际长途话费高昂,结果却常常一无所获。除了要忙新公司的业务之外,二人都还有一份全职工作。
放弃稳定的工作保障,专注于发展业务,这种选择虽然令人胆怯,但却是我们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
随着他们意识到Morningside的巨大潜力,Nik和Moni面临着一个重大决定。要让业务再上一个台阶,他们两人必须全力以赴。这自然意味着他们要放弃工资、退休金和其他企业福利。“放弃稳定的工作保障,专注于发展业务,这种选择虽然令人胆怯,但却是我们能做出的最好的选择。”Nik表示。
为了进一步发展业务,Nik开始频繁出差。他意识到,很多情况下,要想达成交易,必须跟客户当面交流,亲自握手。“我喜欢这段经历,但过程也确实辛苦,”Nik回忆道,“我们现金不多,我不得不预订最廉价的航班和酒店,亲自上门拜访国际市场上的进口商。”
Morningside深谙向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流程,这个优势得到了高度重视。
从最初在车库成立,仅仅四年之后,公司即受邀派代表陪同英国贸易代表团前往纽约。此行包括会见国际援助机构一些大部门的代表。
“我们介绍了Morningside的使命,即平价供应高质量药品,专注于发展中国家。”Nik说道,“与会各方反应积极,最终我们拿到了一份大型援助机构的供货合同。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重大突破。”
在Nik和Moni看来,为国际援助机构供货不仅仅是一次商机。两人都是二十多年前来到英国的儿童难民——参阅“Nik Kotecha:我的人生”——非政府组织和国际援助工作者的仁慈和奉献曾让他们获益匪浅。
Morningside早期能够取得成功,都源于二人敏锐地察觉到了市场空白。然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的兴起,Nik和Moni又有了一个重要认识:他们的业务虽然发展得不错,却面临被颠覆并最终消亡的风险。
“我们当时已经经营了差不多十年,业务足迹涉及大约80个国家和地区,”Nik说道,“但我们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只不过是中间商而已。互联网的进步让我们发现,客户和供应商可以轻易取得直接联系,根本不需要我们牵线搭桥。我们知道,转型的时候到了。”
起初,Morningside转而向其他公司获得技术许可,然后利用这些技术在英国注册、营销和分销仿制药。他们仿制的第一种产品是治疗2型糖尿病的药品,这是一种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增加的疾病。许可模式虽然发展顺利,却也存在很多局限性。所获得的许可仅包含在英国的分销权,但Nik的眼光却看得更长远。
Morningside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一家药品生产商。通过大力投资基础设施和人才,公司开始自行配制、开发和生产自有品牌的仿制药。
“创业三十载后,大环境已经完全变了,”Nik表示,“我们向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300多种欧盟和英国许可药品,生产自有品牌的仿制药,每天向英国的所有药房和医院发货两次。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知道我们的业务影响巨大。
2022年,Nik和Moni又迈出了艰难的一步。历经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后,他们决定出售这份白手起家创立的家族事业。“我们有两个出色的孩子,他们与我们一样热心助人。相比加入Morningside发展事业,他们更愿意成为一名医生,通过这种方式发挥影响力。”
“公司始终不忘初心,”Nik反思道,“直至今日,Morningside仍然是向大型国际援助机构供货的英国主要供应商之一。通过高质量的平价药治病救人,这对我们就是全部。”
早在出售公司之前,Nik和Moni已经开始计划下一步该怎么走,怎样才能继续履行他们的使命。在制药业务以外,Nik和Moni还广泛探索商业志趣,于2017年成立了Randal Charitable Foundation。该基金会的愿景是直接拯救全人类的生命,显著提高全社会的生活质量。
“长期以来,我曾多次到访发展中国家,亲眼目睹了那里面临的诸多挑战,也亲眼见证了慈善组织、社会企业和非政府组织对当地的巨大贡献。”Nik说道,“除了支持发展中国家的事业外,我们还做了一个清醒的决定,那就是帮助英国本地的人民。Moni和我是以儿童难民的身份来到英国的。英国接纳了我们,让我们接受了教育。我们热爱这个国家,并希望回馈社会。”
基金会不仅提供资助,还与相关合作伙伴组织合作,力求发挥影响力。关注的领域包括改善身心健康、减轻贫困和社会弱势程度、解决成瘾问题以及为弱势群体提供教育。对于应该支持哪些组织,基金会采用严格的循证方法来作出选择。
“无论是大型慈善组织还是小型社区事业单位,我们都一视同仁。”Nik表示,“我们的要求是,对方能够清楚地证明其计划具有影响力,能够挽救生命或显著提高生活品质。在提供资助后,我们会与他们保持联系,监督他们在最初申请中设定的目标的进展情况。”
“作为一名科学家,我知道我们的业务影响巨大,”他继续说道,“有时,我们促成的变化可能很难衡量,尤其我们设定的最终目标是拯救生命。但我们遵循结构化方法,充分评估我们的影响,因为这个问题至关重要。”
除了提供资助以外,基金会还为其选择的事业进行游说,以期影响政府政策。这源于Nik的认知,即变革性改变通常需要最高层面做出政策转变。再次强调,Randal Foundation的方法是遵循数据和证据得出的。
“争取政策改变意味着发现机会,将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Nik说道,“但必须向政策制定者提供驱动变革的证据。因此,我们与进行必要研究的智库合作,然后在硬数据的基础上提出论据。”
我的父亲在乌干达是一位成功的进出口商人,我继承了他在生意上的精明,我对此感到自豪。
这种方法的成果已经显现。基金会支持的一个项目帮助说服英国政府在未来十年内投入7.8亿英镑,用于重建药物治疗体系。基金会还与智库合作,致力于帮助英国的囚犯改过自新。数据分析揭示了一种惊人的模式:囚犯很脆弱,很多人有成瘾、心理健康问题和无家可归历史,经常是这周五获释,下周就再次被关进来。
“在周五下午获释的囚犯很难获取他们急需的直接支持,”Nik表示,“很多地方周末都不营业,他们无法解决住宿或工作问题。这往往导致他们不得不违反保释条件,更有甚者还会在周末犯下新罪行。我们的目标是,从获释出狱开始,确保他们在整个改过自新的过程中都能得到支持。”
研究证据为游说活动奠定了基础。2022年,英国政府宣布计划修改法律,限制在周五释放脆弱的囚犯。基金会目前正致力于改变政策,帮助刑满获释的囚犯保障就业。这不仅可能进一步降低再犯率,还可以缓解英国严重的劳动力短缺问题。
Randal Foundation同样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提高生活品质。新冠疫情期间,在面临重要供应品短缺的情况下,基金会向非洲和印度的医院提供了医用级制氧设备。最近,基金会计划与红十字会合作,在乌干达开设新工厂,半个世纪前,正是红十字会组织协助Nik及其家人逃离了暴政。
“新工厂生产卫生巾,供整个地区的女性使用,”Nik解释说,“为进厂工作的女性及其家人提供了稳定的收入,同时赠送或以便宜的价格出售产品。在非洲,特别是对青春期女性而言,缺乏卫生巾将她们中的许多人束缚在家,常常被迫辍学。因此,我们的项目对帮助成千上万的女孩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让她们有更好的机会发挥潜力,成为更平等的世界公民。”
在创立Morningside的时候,Nik和Moni并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但他们对Randal Foundation的期望则完全不同。“在全球范围内,我们希望拯救一百万人的生命或显著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Nik表示,“我们的生命已经开启新篇章,基金会将成为我们的重点关注目标。”
合作是这对夫妇愿景的核心所在。“为了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影响力,我们需要不断努力,”Nik说道,“我坚信合作才能成功,这个信条贯穿我职业生涯的始终。而现在,合作就意味着慈善组织、企业和志同道合的家庭共同努力改变生活。我希望有机会与更多同样热心帮助他人的伙伴结识并达成合作。”
“我出生在乌干达,并在那里长到六岁。我的家庭在当地生活体面,我也就读于一所很好的学校。但是在1972年,独裁者Idi Amin下令,所有亚裔乌干达人必须在九十天内离开乌干达。我的母亲有英国护照,所以她带着我和两个年幼的弟妹含泪登上了前往英国的飞机,离开时只带了几个箱子,里面装着我们能带的所有物品。我父亲是乌干达国籍,但根据Amin的命令,他实际上变成了无国籍人士,无法与我们一同离开。
来到英国对我们的冲击很大,寒冷多雨的天气更让我们难以适应。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都不会说英语。我们最开始住在伦敦南部的一个难民中心。那里生存环境很简陋,我们担心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父亲。在红十字会的帮助下,我父亲赶在独裁者设定的最后期限之前逃到了奥地利。六个月后,在另一个慈善组织的帮助下,我们一家人得以在英国团聚。我们在英格兰中部的莱斯特安顿了下来。
我父母都在工厂上班,我们则开始上学。我们家最重视教育。我的父母说,他们无法给我们提供优越的物质条件,但坚持鼓励我们通过学习来改善生活。我的弟妹和我听从了他们的建议。在学校上学时,我对科学产生了兴趣,并且发现自己很擅长化学,这都要归功于一位鼓舞人心的好老师。
那时候,当地政府向有前途但经济条件一般的学生发放奖学金,资助他们上大学。我幸运地得到了资助,先在纽斯卡尔大学攻读学士学位,后来获得了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的博士奖学金,最后进入剑桥大学完成进一步的博士学业。我凭此成为了一名药物化学家,从事新分子和新药物的研究工作。多年的求学经历让我以为自己肯定要走上学术研究的职业道路。但在那时,我刚认识我未来的妻子Moni,我觉得在公司上班可以减轻一些养家糊口的压力。
Moni和我始终都有一种使命感。我认为这一定程度上来源于我们的家庭背景。我的父母给予了我巨大的激励。我的母亲大公无私,总是乐于助人。我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她总是以他人为先,确保他人吃得饱、有依靠或者有地方过夜。我父亲工作时间很长,竭尽所能地养活我们。Moni的家人也是乌干达难民,我们有着相同的伦理观念,家庭关系一直非常密切。
我们创办的Randal Charitable Foundation称得上是一个家族机构。两个孩子都是医学博士,与我们一样愿意发自本心地回馈社会。他们年幼时,经常跟我们一起去印度,到访当地村庄,为买不起文具的学童们带去学习用品和铅笔。女儿很小就告诉我们说,她立志要成为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我们希望我们的基金会能够有助于激励他人,我们的孩子也将继续履行基金会的使命。
过去三十年,我因工作原因造访了很多国家和地区,时至今日,我的业务依然遍布世界各地。我去过非洲、远东和拉美的大部分地区,足迹遍布整个欧洲。这让我得以接触到许多不同的文化、种族、传统和生活方式。我看到了许多不同之处,但我也看到,我们同为人类,都有美丽的心灵。我们都关心家庭和社会,我们都希望帮助他人。对我而言,这正是身为全球公民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