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k Kotecha覺得有點沮喪。身為一名學術成績優異的青年科學家，他曾在一家龍頭製藥公司從事藥物研究工作，事業發展順風順水，令人艷羨。但在大型企業環境中浸淫的時間越久，他就越是懷疑，不清楚這份工作到底適不適合自己。
Nik回憶說：「我那時有很多令人興奮的想法，我想開發全新的藥物化學和分子測試方法，但又覺得我的想法很難得到重視。大公司等級分明，制度森嚴。我感覺我的發展方向不對。」
於是，Nik決定利用業餘時間自己創業。他和妻子Moni發現，發展中國家缺醫少藥，即使有錢也買不到藥。如果他們把英國生產的藥出口到部分新興經濟體會怎麼樣？他們把這個想法告訴了身在亞非兩大洲的朋友，對方認為這個主意前景廣闊。
Nik回憶道：「為什麼這些地方沒有高質素的藥物，這個問題始終讓我感到困惑，上世紀90年代初期，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監管標準不太嚴格，市面上假藥橫行。」
他繼續說道：「讓我感到不安的是，世界上許多弱勢人群服用了那些本該用來治病救人的藥後，病情卻加重了。我們知道，英國的標準、商業實踐和監管在確保高質素方面有口皆碑。我們確信，出口市場對特許產品是有需求的。」
Nik和Moni開始行動。他們將新公司命名為Morningside Pharmaceuticals，還把家裡的車庫改造成了公司最初的總部。地上鋪好地毯，牆壁刷成米黃色，安裝了一條電話線，還配了一台傳真機。
為了尋找潛在客戶，Nik和Moni打電話給世界各地英聯邦國家的英國大使館，並請使館工作人員將當地藥物進口商的詳細資料傳真給他們。起初的反響很熱烈。很快，Morningside Pharmaceuticals就忙著將從英國採購的藥物發給世界各地的客戶。
Nik承認說：「我們當時沒想太多，只是覺得我們想出了一種商業模式，可以讓我們生活得好一點，偶爾還能出去吃頓晚餐。同時也滿足了我想『做生意』的衝動。我的父親在烏干達是一位成功的進出口商人，我繼承了他在生意上的精明，我對此感到自豪。」
儘管他們發現的小眾市場前景廣闊，卻也面臨著很多障礙。國際貿易向來不好做，在那個年代更是難上加難，他們這樣的小型初創公司則更不必說。國際長途話費高昂，結果卻常常一無所獲。除了要忙新公司的業務之外，二人都還有一份全職工作。
放棄穩定的工作保障，專注於發展業務，這種選擇雖然令人膽怯，但卻是我們能做出的最好的選擇。
隨著他們意識到Morningside的巨大潛力，Nik和Moni面臨著一個重大決定。要讓業務再上一個台階，他們兩人必須全力以赴。這自然意味著他們要放棄工資、退休金和其他企業福利。Nik表示：「放棄穩定的工作保障，專注於發展業務，這種選擇雖然令人膽怯，但卻是我們能做出的最好的選擇。」
為了進一步發展業務，Nik開始頻繁出差。他意識到，很多情況下，要想達成交易，必須跟客戶當面交流，親自握手。Nik回憶道：「我喜歡這段經歷，但過程也確實辛苦，我們現金不多，我不得不預訂最廉價的航班和酒店，親自上門拜訪國際市場上的進口商。」
Morningside深諳向開發中國家出口商品的流程，這個優勢得到了高度重視。
從最初在車庫成立，僅僅四年之後，公司即受邀派代表陪同英國貿易代表團前往紐約。此行包括會見國際援助機構一些大部門的代表。
Nik說道：「我們介紹了Morningside的使命，即平價供應高質素藥物，專注於發展中國家。與會各方反應積極，最後我們拿到了一份大型援助機構的供貨合約。這對我們來說是一次重大突破。」
在Nik和Moni看來，為國際援助機構供貨不僅僅是一次商機。兩人都是二十多年前來到英國的兒童難民——參閱「Nik Kotecha：我的人生」——非政府組織和國際援助工作者的仁慈和奉獻曾讓他們獲益匪淺。
Morningside早期能夠取得成功，都源於二人敏銳地察覺到了市場缺口。然而，隨著上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的興起，Nik和Moni又有了一個重要認識：他們的業務雖然發展得不錯，卻面臨被顛覆並最終消亡的風險。
Nik說道：「我們當時已經經營了差不多十年，業務足跡涉及大約80個國家和地區，但我們清楚地意識到，我們只不過是中間商而已。互聯網的進步讓我們發現，客戶和供應商可以輕易取得直接聯繫，根本不需要我們牽線搭橋。我們知道，轉型的時候到了。」
起初，Morningside轉而向其他公司獲得技術許可，然後利用這些技術在英國註冊、營銷和分銷非專利藥物。他們仿製的第一種產品是治療2型糖尿病的藥物，這是一種在全球範圍內快速增加的疾病。許可模式雖然發展順利，卻也存在很多局限性。所獲得的許可僅包含在英國的分銷權，但Nik的眼光卻看得更長遠。
Morningside順理成章地發展成為一家藥物生產商。透過大力投資基礎設施和人才，公司開始自行配製、開發和生產自有品牌的非專利藥物。
Nik表示：「創業三十載後，大環境已經完全變了，我們向12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口300多種歐盟和英國許可藥物，生產自有品牌的非專利藥物，每天向英國的所有藥房和醫院發貨兩次。
作為一名科學家，我知道我們的業務影響巨大。
2022年，Nik和Moni又邁出了艱難的一步。歷經三十餘年的發展歷程後，他們決定出售這份白手起家創立的家族事業。「我們有兩個出色的孩子，他們與我們一樣熱心助人。相比加入Morningside發展事業，他們更願意成為一名醫生，透過這種方式發揮影響力。」
Nik反思道：「公司始終不忘初心，直至今日，Morningside仍然是向大型國際援助機構供貨的英國主要供應商之一。透過高質素的平價藥治病救人，這對我們就是全部。」
早在出售公司之前，Nik和Moni已經開始計劃下一步該怎麼走，怎樣才能繼續履行他們的使命。在製藥業務以外，Nik和Moni還廣泛探索商業志趣，於2017年成立了Randal Charitable Foundation。該基金會的願景是直接拯救全人類的生命，顯著提高全社會的生活質素。
Nik說道：「長期以來，我曾多次到訪發展中國家，親眼目睹了那裡面臨的諸多挑戰，也親眼見證了慈善組織、社會企業和非政府組織對當地的巨大貢獻。除了支持發展中國家的事業外，我們還做了一個清醒的決定，那就是幫助英國本地的人民。Moni和我是以兒童難民的身份來到英國的。英國接納了我們，讓我們接受了教育。我們熱愛這個國家，並希望回饋社會。」
基金會不僅提供資助，還與相關合作夥伴組織合作，力求發揮影響力。關注的領域包括改善身心健康、減輕貧困和社會弱勢程度、解決成癮問題以及為弱勢群體提供教育。對於應該支持哪些組織，基金會採用嚴格的循證方法來作出選擇。
Nik表示：「無論是大型慈善組織還是小型社區事業單位，我們都一視同仁。我們的要求是，對方能夠清楚地證明其計劃具有影響力，能夠挽救生命或顯著提高生活質素。在提供資助後，我們會與他們保持聯繫，監督他們在最初申請中設定的目標的進展情況。」
他繼續說道：「作為一名科學家，我知道我們的業務影響巨大，有時，我們促成的變化可能很難衡量，尤其我們設定的最終目標是拯救生命。但我們遵循結構化方法，充分評估我們的影響，因為這個問題至關重要。」
除了提供資助以外，基金會還為其選擇的事業進行遊說，以期影響政府政策。這源於Nik的認知，即變革性改變通常需要最高層面做出政策轉變。再次強調，Randal Foundation的方法是遵循數據和證據得出的。
Nik說道：「爭取政策改變意味著發現機會，將志同道合的人聚集在一起，但必須向政策制定者提供驅動變革的證據。因此，我們與進行必要研究的智庫合作，然後在硬數據的基礎上提出論點。」
我的父親在烏干達是一位成功的進出口商人，我繼承了他在生意上的精明，我對此感到自豪。
這種方法的成果已經顯現。基金會支持的一個項目幫助說服英國政府在未來十年內投入7.8億英鎊，用於重建藥物治療體系。基金會還與智庫合作，致力於幫助英國的囚犯改過自新。數據分析揭示了一種驚人的模式：囚犯很脆弱，很多人曾經歷成癮、心理健康問題和無家可歸，經常是這週五獲釋，下週就再次被關進來。
Nik表示：「在週五下午獲釋的囚犯很難獲取他們急需的直接支持，很多地方週末都不營業，他們無法解決住宿或工作問題。這往往導致他們不得不違反保釋條件，甚至還會在週末犯下新罪行。我們的目標是，從獲釋出獄開始，確保他們在整個改過自新的過程中都能得到支持。」
研究證據為遊說活動奠定了基礎。2022年，英國政府宣布計劃修改法律，限制在週五釋放脆弱的囚犯。基金會目前正致力於改變政策，幫助刑滿獲釋的囚犯保障就業。這不僅可能進一步降低再犯率，還可以緩解英國嚴重的勞工短缺問題。
Randal Foundation同樣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提升生活質素。新冠疫情期間，在面臨重要供應品短缺的情況下，基金會向非洲和印度的醫院提供了醫用級制氧設備。最近，基金會計劃與紅十字會合作，在烏干達開設新工廠，半個世紀前，正是紅十字會組織協助Nik及其家人逃離了暴政。
Nik解釋說：「新工廠生產衛生巾，供整個地區的女性使用，為進廠工作的女性及其家人提供了穩定的收入，同時贈送或以便宜的價格出售產品。在非洲，特別是對青春期女性而言，缺乏衛生巾將她們中的許多人束縛在家，常常被迫輟學。因此，我們的項目對幫助成千上萬的女孩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讓她們有更好的機會發揮潛力，成為更平等的世界公民。」
在創立Morningside的時候，Nik和Moni並沒有什麼遠大的目標，但他們對Randal Foundation的期望則完全不同。Nik表示：「在全球範圍內，我們希望拯救一百萬人的生命或顯著提高他們的生活質素。我們的生命已經開啟新篇章，基金會將成為我們的重點關注目標。」
合作是這對夫婦願景的核心所在。Nik說道：「為了盡可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影響力，我們需要不斷努力，我堅信合作才能成功，這個信條貫穿我職業生涯的始終。而現在，合作就意味著慈善組織、企業和志同道合的家庭共同努力改變生活。我希望有機會與更多同樣熱心幫助他人的夥伴認識並達成合作。」
Nik Kotecha博士：我的人生
「我出生在烏干達，並在那裡長到六歲。我的家庭在當地生活體面，我也就讀於一所很好的學校。但是在1972年，獨裁者Idi Amin下令，所有亞裔烏干達人必須在九十天內離開烏干達。我的母親有英國護照，所以她帶著我和兩個年幼的弟妹含淚登上了前往英國的飛機，離開時只帶了幾個箱子，裡面裝著我們能帶的所有物品。我父親是烏干達國籍，但根據Amin的命令，他實際上變成了無國籍人士，無法與我們一同離開。
來到英國對我們的衝擊很大，寒冷多雨的天氣更讓我們難以適應。母親和我們三個孩子都不會說英語。我們最開始住在倫敦南部的一個難民中心。那裡生存環境很簡陋，我們擔心以後還能不能再見到父親。在紅十字會的幫助下，我父親趕在獨裁者設定的最後期限之前逃到了奧地利。六個月後，在另一個慈善組織的幫助下，我們一家人得以在英國團聚。我們在英格蘭中部的李斯特安頓了下來。
我父母都在工廠上班，我們則開始上學。我們家最重視教育。我的父母說，他們無法給我們提供優越的物質條件，但堅持鼓勵我們透過學習來改善生活。我的弟妹和我聽從了他們的建議。在學校上學時，我對科學產生了興趣，並且發現自己很擅長化學，這都要歸功於一位鼓舞人心的好老師。
那時候，當地政府向有前途但經濟條件一般的學生發放獎學金，資助他們上大學。我幸運地得到了資助，先在紐卡素大學攻讀學士學位，後來獲得了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博士獎學金，最後進入劍橋大學完成進一步的博士學業。我憑此成為了一名藥物化學家，從事新分子和新藥物的研究工作。多年的求學經歷讓我以為自己肯定要走上學術研究的職業道路。但在那時，我剛認識我未來的妻子Moni，我覺得在公司上班可以減輕一些養家糊口的壓力。
Moni和我始終都有一種使命感。我認為這一定程度上來源於我們的家庭背景。我的父母給予了我巨大的激勵。我的母親大公無私，總是樂於助人。我們的生活並不富裕，但她總是以他人為先，確保他人吃得飽、有依靠或者有地方過夜。我父親工作時間很長，竭盡所能地養活我們。Moni的家人也是烏干達難民，我們有著相同的倫理觀念，家庭關係一直非常密切。
我們創辦的Randal Charitable Foundation稱得上是一個家族機構。兩個孩子都是醫學博士，與我們一樣願意發自本心地回饋社會。他們年幼時，經常跟我們一起去印度，到訪當地村莊，為買不起文具的學童們帶去學習用品和鉛筆。女兒很小就告訴我們說，她立志要成為一名醫生，治病救人。我們希望我們的基金會能夠有助於激勵他人，我們的孩子也將繼續履行基金會的使命。
過去三十年，我因工作原因造訪了很多國家和地區，時至今日，我的業務依然遍佈世界各地。我去過非洲、遠東和拉美的大部分地區，足跡遍佈整個歐洲。這讓我得以接觸到許多不同的文化、種族、傳統和生活方式。我看到了許多不同之處，但我也看到，我們同為人類，都有美麗的心靈。我們都關心家庭和社會，我們都希望幫助他人。對我而言，這正是身為全球公民的本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