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兩場戰爭仍在激烈進行，以及每個大洲都有國家／地區舉行重大選舉，2024年市場的整體風險似乎較高。但歷史先例卻表明事實並非如此。

這樣的情況曾經發生過。全球投資者客戶曾要求我們考慮如果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發生核戰爭會有甚麼影響。有些客戶已有意或無意地改變他們的投資策略，試圖應對這一風險。但是，對於人類生命面臨的生存威脅，市場上並沒有很好的對沖措施。當「最壞情境」投資成為關注的焦點時，典型的反應就是無所作為。這會降低核心投資組合的價值，削弱長期回報。

也許有人會真的建起用以避難的地堡，而我們則認為我們的貨幣體系或將度過全球性的災難並有「出色表現」。但是，由於難以預測外源性衝擊何時會發生，我們建議構建多元化的投資組合，以抵消各種潛在災難的風險。圖1顯示過去一些主要的地區性經濟危機事件以及本地和全球股票回報之間的差異，但其中也暗示了分散投資於全球市場的指數在過去30年中一些最嚴重的危機期間會有怎樣的表現。當然，情況並非總是如此。但是在全球金融危機（自大蕭條以來影響範圍最大的經濟危機）期間，廣泛分散的股票指數並不能夠吸收太多的衝擊力。同樣，2020年的新冠疫情及其造成的後果是一場不可預測的全球事件，市場和經濟同步波動，一度令多元化的益處無法顯現。

俄烏衝突已經造成了大宗商品出口量的取代和轉移，上次發生如此大規模的變化還是1974年以及1980年開始的兩伊戰爭。我們認為俄烏衝突的經濟影響以及與美國和歐洲的政治互動是當今全球最大的風險之一。巴以衝突雖然不會立即引發重大地區性衝突，但仍有可能造成類似的全球混亂。

俄羅斯已將其石油出口從西方轉向其他市場。然而，食品類大宗商品和其他能源服務仍然受到嚴重損害。這些短缺可能會在未來一兩年內加劇。隨著伊朗在石油市場份額的大幅增長（自2020年以來，伊朗原油產量增加了55%），世界所依賴的能源供應中易受地緣政治影響部分的佔比有所增加。這表明能源價格會因安全風險溢價而上漲。這也表明對西方能源供應進行投資（從傳統化石燃料到替代能源），是一種潛在的投資組合對沖手段。

儘管如此，所有地緣政治爭端（包括中美在技術領域的摩擦在內）都沒有造成全球貿易的災難性損失。由於2022年下半年消費品庫存激增，2023年的貿易走弱有助於逐步降低消費品庫存，而消費品庫存本身就會造成重大的經濟衰退風險（圖3）。現在，正如我們在「經濟先放緩後增長」概述中所論述，即使是全球工業供應鏈的貿易衝擊也在廣泛減弱。 

除其他風險外，我們認為網絡安全威脅正在升級，整體可能達到構成全球衝擊的程度。由於網絡防禦是企業首席技術官的首要任務，我們在核心投資組合中維持對網絡安全類股票主題的增持觀點。

還有許多其他「人為」的風險需要考慮。國家／地區層面的風險可能高於往常。關鍵的政治大選即將舉行，而近期通脹的飆升又引發了民眾的不滿。

未來一年，一些國家／地區即將迎來大選，其股票市場累計佔全球市值的68%。然而，美國佔據了其中幾乎所有的市值（62%）。  

大家不需要成為黨派支持者，也能夠看到美國治理方面存在運行失衡的跡象。2023年初，美國國會眾議院歷經創紀錄的15輪投票後才選出眾議院議長（同時是美國總統的第二順位繼任者）。由於這位議長贊同與反對黨合作以避免美國政府關門，僅一票就讓該議長遭受免職的下場。2024年的美國大選幾乎肯定會將黨派衝突推向新的高潮（圖4）。 

美國總統大選即將到來。我們認為，目前的民調數據過於膠著，尚沒有太大價值。正如《北美：一系列新機會的出現》（North America : an emerging set of new opportunities）中所討論，美國選民經常透過投票導致美國政府保持分裂狀態。目前，民主黨入主白宮，共和黨控制眾議院，而民主黨對參議院保持微弱控制。立法需要得到參眾兩院的批准，包括賦予總統更多權力來資助烏克蘭或向以色列提供支持。  2024年大選後不久，美國債務上限暫停期限也將期滿。 

如果任一黨派能夠同時掌控國會和白宮，國內政策將會截然不同。如果無法實現國會的統一掌控，總統在外交政策和監管政策方面仍有很大的自由度。如果共和黨候選人於2025年1月就任總統，那麼在對石油和天然氣等國內自然資源的監管、對烏克蘭的支持力度以及與歐洲和其他美國盟友的合作等方面，將與民主黨候選人當選總統的執政方針截然不同。美國選擇如何應對南部邊境的移民問題、貿易和執法問題的政策也將完全不同，這也給墨西哥帶來了政治風險，墨西哥也將於明年舉行總統大選。 

與這些問題不同，經濟增長不會輕易受美國總統的影響。如圖5所示，從經濟增長和回報的過往紀錄來看，歷史上平均而言民主黨的表現要好於共和黨。我們認為，這主要是因為歷史上民主黨總統經常是在經濟週期衰退期後的年份當選的。低迷的經濟往往會帶來更大的增長空間。當然，這種政黨偏好也有反例（參見：1980年占美·卡特與列根的對決）。然而，即便如此，這種例外情況也證明了這一規則：對於總統任期內的廣泛回報和增長指標來說，最重要的是經濟週期復甦，而不是誰當選總統。